茶，这个字拆开来看，正好是“人生草木间”。草木的品质，就是一切顺其自然，让风在自己的身体上显现出形状，也让万物在时光的浸润中回味如茶。

每次走进陈宗懋院士的办公室，都仿佛误入了一座图书馆，除了靠窗一面留给了窗外的满眼茶山之外，其他三面都被书架顶天立地，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各类书籍，中文、英文、日文、俄文……这个高大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一头大象，威而不猛，温而能厉。据说，大象每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进食，也会不断行走探索最佳的食物源，并可能行走长达25公里的路程。与大象进食相近的行为，是陈院士每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读书工作。他自称阅读面很广，口味也很杂，书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食物。很可能是书中的一句话，就能使你形成一个新想法，为你指引新的一条道路。今年92岁的陈院士就这样娓娓道来自己与茶的故事。

其实，我对陈院士一生故事的总结就是不停“误入”：先是高考报名，从学医“误入”学农；接着是高校院系调整，从上海“误入”沈阳；然后是大学毕业分配，一个南方人“误入”黑龙江；此后从呼兰调动至杭州，从甜菜“误入”茶园……虽然是不由自主的“误入”，却也让他看见了全新的风景与可能。他的态度是从不纠结、随遇而安，在每一种生活境遇里保持着钝感力，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葆有进取心，把“误入”也变作了“正道”。

一

1933年初秋，就在中日炮火初歇的第二年，陈宗懋呱呱坠地于上海老城厢。

上海人喜欢喝元宝茶，通常选用绿茶如龙井、碧螺春为茶基，加入一颗青橄榄后用热水冲泡。初饮时，绿茶清香会透出青橄榄的微微苦涩，稍待片刻，一股甘甜回味便会涌上喉间。这先苦后甜的滋味，常被赋予“苦尽甘来”的美好寓意，也代表着陈家人的期许。

陈宗懋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中产家庭，家里一直在经营布行生意。陈家祖籍海盐，是浙江最早建制县之一，隶属于嘉兴，始建于秦朝。海盐位于钱塘江口，自古就有“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的描绘，从来都是富庶之地，纺织业极为发达，棉花生产历史极为悠久。

在这样一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家庭中，陈宗懋有幸在人生初期就接受了颇为严厉又高质量的教育。陈宗懋的父亲排行第六，年纪轻轻就来到上海从事布行生意，但从不忘研读古书，也努力自学商业知识。陈宗懋的母亲是上海松江人，曾经学习西医，是位专科医生，尤其在妇产科方面颇有研究。在让子女尽可能接受良好、系统的教育这一方面，她也和先生持相同的观念。陈宗懋的父母共生育了四个孩子。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第四。父母从小就给四个孩子灌输了一个思想：要念书，求学问。

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棉布行，自家生意被迫中断，陈家父母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意识：国家积贫积弱已久，才会被侵略者打上门来。当此乱世，棉布行命悬一线，一家人苟且一时，只能这般任人摆布，毕生积累财富化为乌有。所有这一切的根由，都是因为国家落后才让生灵涂炭。必须让儿女们多受教育、多学本领，尽最大可能报效国家。

在飘摇不定的大环境下，少年陈宗懋不断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与个人的命运之间那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种子在他心里破土萌芽。

二

我们今日所见，感觉陈宗懋的人生和命运都与“茶”息息相关。然而，这个少年成长的第一个抉择是不去喝洋咖啡，他更喜欢看父亲闲暇之余泡一杯绿茶慢慢品茗。

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就出现在陈宗懋选择大学专业时。1950年夏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高考统一招生。当时决定留在国内的陈宗懋一心想学医。陈宗懋早早起来，赶去同济大学报名处报考医学院。现场，有两列队伍排成了长龙：一列队长，一列稍短。他未曾多想，径自排在稍短的那一列队伍后面。队伍前进的速度并不快，陈宗懋随着队伍一边慢慢往前挪，一边开始畅想自己学医之后的情景。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悄然而逝，终于轮到他报名了。他一抬头就蒙了：这哪里是医科专业，报名办公桌上分明写着“农学院”几个大字。

原来，复旦大学农学院专业与同济医学院专业的报名点紧挨着。长长的两排队伍，其中一排短的是农学院，另外一排长的才是医学院。就在陈宗懋犹豫要不要掉头再到隔壁队伍重新排队时，农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注意到他神色不对，一问才知事情原委。这位招生老师很热情，在现场就开始力劝陈宗懋转向报考农学专业。

他告诉陈宗懋，自古农为国本，眼下新中国刚刚成立，正是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的时候。中国农业对于新中国整体的发展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随后，他还带着陈宗懋看了一个农业宣传片，里面主要讲述了中国农业当时的情状，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亟须在农业方面有所突破等相关事项。片中有个镜头让陈宗懋至今记忆犹新：一辆新式的拖拉机缓缓开过大片的田野，一望无垠宛如充满了希望的新中国……

由是，他最终以高分成绩，按第一志愿考入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入校后，恩师严家显一番话语启发了陈宗懋：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农业需要人才，农业是保障国家稳定和民众安康的重要基石。陈宗懋终于安下心来，一头扎进农业领域的天地，立志成为像老师那样的科学家，全力以赴报效国家。

三

出生、长大、求学都在上海的陈宗懋，从没想到自己会来到大东北。

在复旦大学农学院读到二年级结束时，他遇到了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的大事件——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农学院（茶专业除外）的全体师生整体搬迁至辽宁省沈阳市，与原来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部分系合并组建新的沈阳农学院。陈宗懋别无选择，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北上的火车，那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场景！大家仿佛汹涌澎湃的水潮，向着未来奔赴前涌。陈宗懋和大家一样，心中满是忐忑，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适应冬天凛冽的寒风和纷飞的冰雪。

当他这个南方人习惯用热水泡脚时，就被东北同学批评：“太浪费了！怎么还用热水来洗脚！”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加上天气寒冷，北方同学在冬天是很少洗脚的，更不要说用烧的热水来洗脚。

东北人习惯在春天采挖蒲公英，把这种也叫“婆婆丁”的植物冲泡成药茶，帮助身体清除一冬积攒的“热毒”，缓解嗓子不舒服、嘴巴发干发苦等状况。而陈宗懋就像一颗从南方飘来的蒲公英种子，在黑土地上落地生根并开出美丽的花。

毕业以后，1954年，陈宗懋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呼兰县特产试验站（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工作。这里因为呼兰籍女作家萧红而扬名天下，天空蔚蓝，湖水澄净，但地处偏远。

他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自学俄语，见缝插针地利用所有碎片时间。他甚至趁夜里休息前的间隙，快速地翻译了好几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对于刚刚参加工作，也不向往隐居生活的上海青年陈宗懋而言，这个地方还是偏僻了些，甚至有些荒凉之感。

在时代的洪流中，陈宗懋的人生从南到北，从上海到沈阳，又从沈阳到呼兰，但无论在哪里，陈宗懋对科研环境的适应性非常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工作中，同样体现在学习能力上。晚上有人想找陈宗懋，在实验室里找到他的概率要比在宿舍高很多。很快，他就成为植保领域主力军人物。

四

从参加工作开始，时光在呼兰河畔转瞬即逝，一晃六年已过去。东北的严寒生活并不容易适应，年轻的陈宗懋关节炎已经十分严重，有时甚至无法出门只能待在家中。

1956年，陈宗懋经同学介绍，与上海姑娘陈雪芬相爱结婚，爱人却远在江苏南通一所农校任教，夫妻二人常年两地分居，也成为无法克服的难题。

呼兰特产试验站的领导，考虑到陈宗懋的身体与家庭状况，开始着手帮助他调动工作。最终，陈宗懋调回了杭州，从研究甜菜转为研究茶叶，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他对这段经历充满了感恩，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通情达理的领导，他即便不是一生两地分居，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忍着病痛孤单地在东北度过。

调到杭州那一年，陈宗懋正好28岁。不久，爱人陈雪芬也调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历经三年分居生活，两个人终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并肩开始了中国茶叶植保的研究工作。此后，夫妻二人皆为中国茶叶植保领域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宗懋刚到杭州时，主要任务就是观察茶树有什么害虫和病菌。这样的调查工作持续了两年半时间，调查范围扩展到了全国，譬如安徽、云南、广东、四川、湖南等等。茶园通常在山上，需要跋山涉水去调研。许多年后，陈宗懋想起那些去茶园的经历，依然笑称“确实很辛苦”。他又觉得这些辛苦都很值得，这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在此期间，陈宗懋几乎踏遍了全国茶产业区。仅在浙江省内，陈宗懋就一次次来到绍兴、嵊州这些传统茶产区。无论酷暑烈日，还是寒冬腊月，他都会在茶田里与茶农交流，观察与研究茶树到底得了什么病、有什么虫害，以及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陈宗懋（右）和学生一起观察用于实验的茶树害虫样本生长情况。

五

刚到中茶所没多久，陈宗懋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1961年前后，有大批次茶叶在广州出关被退回，原因就是农药残留超标只能烧毁，茶农因此损失惨重。当时的农业部通知中茶所妥善解决此事，所里安排陈宗懋前去广州处理。他从杭州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第一时间赶到当地海关，把剩余的茶叶样本带回杭州进一步研究。

为了更好地研究农药残留问题，中茶所又派陈宗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学习。在那里，陈宗懋系统学习了如何测定农药残留的方法。那个时候，中茶所因为刚刚成立不久，设备与条件都相对欠缺。当时国外已经有很多先进设备，而中茶所经费有限还没有能力购买。陈宗懋和同事们凭借上海学来的测定方法，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坚持“土法上马”做农残测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1963年到1964年，陈宗懋在中茶所就做这两件事：一是病虫害防治研究；二是农药残留研究。陈宗懋很清楚，如果中茶所没有掌握这种测定技术，话语权就完全控制在国外茶商手中，对方说农药残留超标就是超标，国内茶农和茶商就会任人宰割。如果国内能够掌握测定技术，在茶叶出口前就可以进行农残测定，不至于让茶农损失太惨重。

当时，陈宗懋在美国一篇文献中找到了线索：老鼠肝中含有一种酶，这种酶对一类农药特别敏感，他就想出用老鼠血液测定农药残留这个方法，和同事去抓了身边一些“本地老鼠”来做实验。经过一番研究后，成功提高了农药残留测定的精度。

那个时候，国内普遍使用有机磷农药，对动物血液中含有的胆碱酯酶抑制作用特别强。陈宗懋利用抓来的老鼠，提取血液经过几百倍稀释之后，就成了测定农药残留的“秘方”。陈宗懋用两只老鼠提取的血液，测试精度竟然提高了整整1000倍，对于当时的农药残留测定技术而言，无疑是个质的飞跃，这种技术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浙江省科技成果奖。

六

在陈宗懋的诸多贡献中，他是第一个把“茶与健康”成果整合梳理的科学家。

尽管并非医学专家，但是他把国际上所有“茶与健康”相关的研究资料梳理出来，然后通过连载的方式发表在国内一些杂志上。今天国内的茶叶深加工就是在此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以来，陈宗懋至今仍在坚持引领这项工作。

1984年—1994年担任中茶所所长期间，陈宗懋开始以全新视角关注整个茶叶产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他申请建立了一个中国工程院关于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咨询项目，为了充分了解国外茶叶科学的发展方向，他十分注重国际交流，经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已经不记得翻烂了几本英汉词典。

停止使用水溶性农药，是陈宗懋通过上万个样品分析后，提出的一项重大建议。他最先提出人们饮茶是喝茶汤而非吃茶叶，但农药残留标准却以干茶中的残留量为基础来制定，而其实茶叶中的农残量和茶汤中的农残量大为不同。此外，如果是水溶性农药，干茶叶中的农药大部分会被泡到茶汤中，而脂溶性农药在泡茶的过程中，农药仍留在茶叶中而不会浸入茶汤中。因此，不同的农药在泡茶时流入茶汤中的数量可以相差300多倍。

后来，陈宗懋及其团队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农药残留委员会（FAO-CCPR）提出修改国际标准的意见，又通过几年努力，终于被联合国接受，也被欧盟与美国的相关机构接纳，在有利于我国茶叶出口的同时，更加精确地把控了饮茶者的安全风险。他的这项研究，在2019年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饮茶一分钟，解渴；饮茶一小时，休闲；饮茶一个月，健康；饮茶一辈子，长寿。”关于茶这件“开门七件事”中的最后一件小事，陈宗懋却给出了贯穿一个人一生的建议。他说，科学饮茶不是盲目喝，要根据体质选茶、控制饮用量，才能让茶的益处最大化。

他自己便是最好的例证：大半生饮茶习惯搭配严谨的茶学研究，让他即便九十高龄仍精力充沛。从孩童捧杯到院士研茶，陈宗懋用一生诠释：茶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是经科学验证的“健康伙伴”。如今，他仍在推广科学饮茶理念，希望更多人懂茶、爱茶，从一杯好茶收获健康与惬意。他的人生传奇，是茶与人的双向奔赴，更是科学与生活的完美交融。

在另一位茶学院士刘仲华眼中，陈宗懋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学术多面体”，如一颗钻石般熠熠生辉。多面体首先是科学精神，关于农药残留等行业大课题，他会秉持科学、公正、客观的态度，以数据为基础第一时间出来发声。其次是创新精神，一路走来，他不仅引领了我国茶树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绿色防控领域的走向，直到现在，他还在研究声呐现象，以期了解声音跟昆虫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奉献精神，刘仲华至今犹记陈宗懋在湖南大湘西产茶区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时，夏天高温40度，他全身冒汗滴水，戴个草帽中午跑到田里去的景象。有一年寒冬，他不顾飞机晚点，顶着雨雪严寒都要赶过去参加绿色防控的启动，并给当地农民做了相关培训。

人生草木间，万事皆自然。或许，这就是他从茶中品出的滋味，也是他随遇而安，把“误入”走成“正道”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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